五卷本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于今年4月问世，这部收录15.7万余词条、总字数超过1200万字的巨著，系统性地展现了近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堪称中国现代辞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被誉为现代汉语发展“百科全书”的作品，凝聚了三代辞书工作者逾20年的不懈努力。

二十载寒暑的坚守

一部词典的编纂是一项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坚持的“马拉松”式工程，它考验着编纂者的学识、毅力和情怀。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语言学界就曾提出编纂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但因条件限制，该项目曾三次启动又三次搁浅。直至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过重任，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编纂历程。

江蓝生回忆道，当时韩敬体找到她，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关于编纂大型词典的嘱托。尽管深知编纂辞书的艰辛，但作为后辈，她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望。韩敬体，后来担任《大现汉》副主编，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工作，对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和此项工作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

为何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共同愿望？这与我国辞书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已有《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新中国成立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小型的语文辞书在普及教育和语言文字规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

与此同时，国际上，日本小学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积极推广日语；拥有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于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词汇量大幅增加。相比之下，我国仅有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收到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只能回赠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现代汉语大型词典成为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呼唤。

江蓝生表示，这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的需要。《大现汉》的编纂，对这一代辞书人而言，是一项使命。

《大现汉》的编写过程充满挑战，如同艰难的攀登。江蓝生回忆，当《大现汉》第四次启动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简称“社科院语言所”）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同事大多已退休，部分人员还承担着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一直是严峻的挑战。

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截至2005年底，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得以组建。其中许多成员是新手，需要“边干边学”。从立项到最终出版，历时二十载，尽管项目曾经历调整，人员也时有更迭，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始终是编写团队的共识。

他们广泛查阅各类语料库，深入研读近百年的文献，搜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积极“开门编词典”，征求读者意见；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学者的建议。一项项工作有序推进并最终完成。在这二十多年里，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有人从青涩的学生成长为研究骨干，而这部词典也日益厚实，逐渐成型。

今年4月，《大现汉》首发发布会上，江蓝生满怀使命感地表示：“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道：“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与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一部力作。”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认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时之绩，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大现汉》的出版问世，既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内容丰富”“严谨规范”……今年4月，《大现汉》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这部巨著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这部词典走向大众时，普通读者的反馈则呈现出“生动”“有趣”“新鲜”“好读”等特点。江蓝生表示：“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

《大现汉》中不乏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读者可以一窥百年前的文字风貌，如当时“知识”常写作“智识”，“揭幕”称作“除幕”；同时也能看到“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鲜活的口语词汇。此外，这部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广为流传的词语，如“回怼”中的“怼”，其释义中也解释了词语的原始含义。

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得《大现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书范畴，成为一部集学术价值与可读性于一体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秉持吕叔湘先生“编写辞书或教材最忌雷同，要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大胆突破了传统辞书编纂模式，确立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理念。

简而言之，这要求词典既关注语言词语当下的意义和用法，也追溯其演变过程；既提供准确、简明、严谨的释义，也补充语用规则、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满足更广泛读者的需求。

要编纂一部新颖且富有深度的百科全书式词典，需要以海量语料为支撑。为此，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资源，遴选尚未收录且具有价值的词语。

为了搜集散落在岁月中的旧词语，编写组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小说和散文中挖掘了第一手资料。《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曾笑谈：“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态度，正是编纂团队“收词狂热”的生动写照。

正是这种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使编写组在浩瀚的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宝贵词目。

正如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所言，“《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与坚守

“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但能坚持做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江蓝生在手捧已出版的《大现汉》时，依然记得接到编纂任务时的感受。

她审改了绝大多数超过15.7万个词条。常年的伏案工作导致她颈椎和腰椎出现严重问题，先后接受了三次大手术。即便在住院期间，她仍心系词典编纂工作，在工作群中与大家保持沟通。

江蓝生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她表示，语言研究者能够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学费”。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建设与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注的。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王楠告诉记者：“通过《大现汉》的编纂工作，许多当年的‘年轻人’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她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中，这些人已成为主力。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便是其中之一。她认为，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工作，既有榜样的感召，也有责任与热爱的支撑，更离不开团队的相互扶持。

苏颖说：“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人拥有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团队中既有从事冷门绝学和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研究的学者，也有探索前沿交叉学科的研究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先后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向记者介绍：“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这些年院里、所里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面的支持，学术积累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她回忆，刚到社科院语言所时，为了搜集资料，每年需要手写摘抄约1000张关于新词、新义的卡片，如今所里还珍藏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她说。

王楠动情地说：“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