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炳林教授因其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他与团队自2007年起，历时17年，成功编撰并出版了七卷本、总计330余万字的《敦煌通史》，该著作荣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郑炳林教授，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是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敦煌学及西北史地，已发表论文330余篇，并主持了30多项科研项目。

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通过解读简牍文献，向研究生们讲解不同马匹品种如何通过敦煌这一交通枢纽，反映出当时区域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他带领学生们在历史长河中探索，从西汉时期直至近代，深入研讨敦煌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居民生活习俗。郑教授表示，贯通研究敦煌历史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

引领团队，完成鸿篇巨制

甘肃敦煌市的玉门关与阳关，作为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其设置的必要性曾引发疑问。郑炳林教授在其著作《敦煌通史·两汉卷》中，通过《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考证了这两关的设立时间和功能。敦煌自设郡起，便是多元文明交汇的重要交通枢纽。为了全面系统地梳理敦煌的历史，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成为必然选择。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肩负起牵头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深耕二十余年，但研究多集中于晚唐五代宋初时期。他决心通过编撰《敦煌通史》，提升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敦煌通史》的编撰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郑炳林教授的团队成员均为他亲自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郑教授表示，尽管面临困难，但团队充满信心。在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的篇幅最为可观，郑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司豪强共同执笔，正文超过50万字。

郑教授指出，敦煌汉简是研究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宝贵资料，相较于《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对该时期的记载有限，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汉简，特别是悬泉置汉简，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涵盖了行政、军事、中外交流、地理交通、民生以及私人信件等多个方面。他对一枚汉简的反复钻研，有时会超过30遍，每次都能从中获得新的发现。

构建框架，统筹七卷成书

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副教授介绍，《敦煌简史》是由330万字的《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篇幅达65万字，出版后已加印两次。她作为团队的中坚力量，在郑教授的指导下，与同事们共同构建起《敦煌通史》的学术框架。

魏迎春副教授强调，编撰通史不仅在于字数，更在于其系统性和协调性。分卷的设置并非完全依据朝代或时间长度，而是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并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

项目启动时，团队不足10人，分工是关键问题。郑教授与魏副教授深入了解每位成员的研究方向，为其量身定制了各卷的主题和撰写任务。通过协作，团队在保持传统史学写作体例的同时，突出了重要事件，并力求各卷篇幅均衡。郑教授总结道，在17年的编撰过程中，团队在工作节奏调度、撰写方向把握、作者风格尊重以及与出版社的协调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教授团队受邀编撰《凉州通史》，并于两年多后完成了这部十卷本的著作。

青年学者，填补研究空白

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在研究《敦煌通史·吐蕃卷》时，通过对古代记账文书等资料的分析，注意到1000多年前敦煌农民加工麦子费用的变化，并由此推测当时加工工具的效率提升。郑教授鼓励她以古人的视角去理解古代生活。

陈继宏讲师指出，在缺乏官方史料的情况下，敦煌文献中的记账文书和购买契约等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她通过学习藏文，对照学者整理的藏文文书，逐步构建和比对，以补充不同时代敦煌历史的研究空白。

副教授陈光文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大且基础资料薄弱。他通过重新释读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的西夏文题记，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成为《敦煌通史》的重要内容。郑教授鼓励他创新，并要求他保持持续的研究状态。

郑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目前正专注于“汉唐敦煌史”的撰写，并计划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与郑炳林教授的交流中，深感编撰一部高质量的敦煌通史，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研究和对学术“深水区”的探索。这既需要严谨的科研态度，也考验着学者对细节与全局的把握能力。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要求研究者从细微之处着眼，如墙壁题记、时代变迁等，通过精心钻研和考证，构建出“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则是整合学术资源的策略，强调集思广益，凝聚研究团队的力量，融合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郑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充分尊重团队成员的个性和创新性，最终汇聚成《敦煌通史》这部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学术巨著。